近代哲学与社会思潮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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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作为反映人类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是对同时代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因此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欧洲近代哲学，从培根、笛卡尔，到德国古典哲学，再到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就折射出了同时代科技与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更是反映出人类对自身命运、社会发展的认识与把握从不科学到科学的发展历程。

培根与笛卡尔弗兰西斯·培根（156l—1626年）是英国早期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也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把自然界看作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物质世界，认为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哲学的主要内容就是人们通过认识和研究，发现自然规律，以达到征服自然，为人类谋福利的目的。他认为，人类的知识和力量是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认识了自然，才能支配自然，才有力量。因此，他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

他提倡独立思考，反对迷信古代权威。认为只有从经验出发，研究自然本身和事实本身，消除妨碍科学认识的各种幻想和偏见，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培根认为只有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才是认识的科学方法。他是第一位系统地制定了认识的归纳法的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学术的进步》、《新工具》、《科学的价值和发展》等。

在哲学思想方面，霍布斯继承和发展了培根的唯物论，霍布斯认为物质不依赖于意识而独立存在；提出客观世界是“物体”的总和，而物体的基本特征只是广延，即占有一定的空间。霍布斯不承认任何非物质的实体的存在。他认为，世界上所存在的只是具有广延的物体，而一切非物质的实体（如上帝、灵魂等）都不是物体，所以它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与培根齐名的勒奈·笛卡尔是法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是提倡理性的思想先驱。他运用“普遍怀疑”的原则建立新的哲学体系，主张可以怀疑一切，但“我在怀疑”这一事实不能怀疑，因而得出“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的公式。与培根相反的是，笛卡尔更强调理性，而轻视经验。他认为知识不是来自感觉经验，而是来自理性，只有理性看来清楚明白的知识才是真理。在认识论上，他只承认演绎法，认为只有非常理性地使用数学上所重用的纯粹的推理方法才能认识世界。

笛卡尔还提出了二元论世界观的基本思想，他认为存在两种实体，一种是有广延的实体，即物质；另一种是思想的实体，即心灵。心灵不在空间之中，物质不能思想，因此，这两种实体各自独立存在，互不影响。笛卡尔还论证了这两种实体最后都来源于上帝。这表明笛卡尔哲学中含有唯心论思想。

德国古典哲学19世纪德国的哲学发展最为突出，产生了一大批大思想家、大哲学家。

康德（1724—1804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18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他主要从事自然科学领域研究，提出“星云论”解释太阳系的起源。以后致力于哲学研究，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著作。他认为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一个客观世界，但又认为它是人的认识能力所不能达到的“彼岸世界”。在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彼岸世界的无限性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二律背反”理论，对辩证法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康德以后，德国古典哲学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发展，到黑格尔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黑格尔（1770—1831年）一生著述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法哲学》、《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和《美学》等。黑格尔创立了完善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绝对精神”，它离开入的主观而独立存在，是万有世界存在的基础，现实世界受其支配；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都是“绝对精神”自然发展的结果。

黑格尔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的辩证法。在欧洲哲学史上，他第一个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看作是一个过程，认为它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特别是，他辩证地理解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界是有机统，的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地理解人类历史，认为劳动是人的自我创造的手段，人的自我创造构成历史的内容。但是，他的整个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他把人的活动归结为精神活动，把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归结为绝对精神的异化和复归。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年）的主要著作有《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和《宗教的本质》等。他认为，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基础和主体是人，人的精神思想是大脑的属性；思维从存在而来，而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任何哲学而独立存在的；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不可能与自然矛盾，因此人能认识自然界。他批判基督教神学和颠倒了主客体关系的黑格尔哲学，指出是人创造了上帝而不是相反，绝对精神不过是以精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上帝。这样，他在德国哲学界重新树起了唯物主义的权威。

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包括丰富历史内容的辩证法。他不联系具体历史和社会实践来考察人，而只强调人的自然性。在他看来，人只是消极地直观地反映自然，而不能改造自然。他揭露了宗教世界不过是人问世。界的幻象，但他不能进一步揭示宗教的社会根源，反而企图建立一种无神的“爱”的宗教来重建人与人的关系。

现代哲学的发端19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产生的实证主义和反理性的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等代表了西方现代哲学的两种主要发展倾向，具有现代思维的特征，对现代西方思想界影响很大，后来许多哲学流派都与它们有思想渊源关系。因此，中外学者一般都把它们视为现代哲学的开端。

实证主义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端，它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孔德（1798—1857年）。“实证”这个词是“确实”的意思。当时人们称实验的自然科学为“实证科学”，孔德借用这个词标榜自己是“科学的哲学家”。但孔德认为科学只是主观经验的描写，不反映任何客观规律，只有经验事实才是确实的（“实证的”），而人的经验事实又是由人的主观感觉构成的。至于事物的本质，孔德认为已超出感觉经验之外，人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去认识。

孔德还提出著名的“人类智力发展三阶段规律”，第一阶段为神学阶段（虚构阶段），人们把一切现象都看成是超自然的神秘活动结果，但这是人类智慧的必然出发点；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阶段（抽象阶段），人们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代替神去解释一切现象；第三阶段是固定的最后阶段即科学阶段（实证阶段），人们不再追求对宇宙本原的探索，而只是去发现各种现象的规律。

与实证主义相反，非理性主义的唯意志论则公开拒绝科学，宣扬神秘主义。它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叔本华（1788—1860年）和尼采（1844—1900年）。

叔本华认为生命意志（生存意志）是万物的本质和基础，一切事物都是意志的表现。而这种“生命意志”则是一种非理性的、本能的欲望。人的欲望无穷无尽。无法满足，因而人生注定是痛苦的，“它实际上是一场悲剧”。

尼采继承和发展了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基本哲学思想，提出了“权力意志论”，宣称权力是生命意志的最高目标，追求权力、要求统治和奴役的意志是决定一切的力量。因此，强弱权力意志之争，构成了生物界全部历史的内容，也构成了整个宇宙的历史进程。由此出发，他也不同意叔本华认为的人生永远是悲剧的悲观主义人生观，而强调人生的意义在于生命力最高限度的发扬，人应该支配自己，自强不息。尼采还宣扬所谓“超人”哲学，认为人类历史总是要堕落、退化、毁灭的，必须依靠“超人”来拯救。

权力意志论是尼采哲学思想的核心一“权力意志论”强调人要自强不息，这是积极的一面；但是“权力意志”又是指由强者支配弱者，这是消极的一面；而且由“权力意志”出发，尼采又提出“超人”理论，这显然与过去理性主义者倡导的人人平等观念相对立。超人学说在20世纪上半叶一度被希特勒、墨索里尼这一类大独裁者奉为信条，作为他们实施暴君统治的理论根据。

亨利·柏格森（1859—1941年）是法国生命哲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就广义而言，唯意志主义也可以说属于生命哲学流派，因为意志是生命的属性，是以生命的存在为前提的。柏格森也确实承袭了叔本华、尼采的许多思想。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核心思想是：生命冲动（或叫做“生命之流”）是宇宙万物的真正动力和真实的基础，亦是万物之源。柏格森强调生命冲动是任意、盲目、偶然发生的过程，无规律性、无因果性，人只能通过内心体验或凭直觉去感受它，因此柏格森也否定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只能靠人的直觉来认识实在，认识真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体系涉及广泛领域，又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20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在西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空想社会主义以法国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欧文（1771—1858年）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英国进行产业革命时期。面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病日益暴露，社会贫富的差距日益悬殊，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提出应对社会进行改造，建立没有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现象的新的社会制度。

圣西门生于法国封建贵族家庭，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期间，他主动放弃贵族称号。他写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论实业体系》、《新基督教》等著作，系统阐述了他的思想，并指出他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傅立叶是通过从事商业活动，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长期观察、研究后提出其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他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形式是被称作“法朗吉”的一种协作经济组织。傅立叶十分重视妇女解放问题，提出“妇女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与圣西门、傅立叶相比，欧文的学说是在工业更为发达的英国形成的，因此他富有实践精神，他除积极参加工人的社会活动外，还于1824年到美国创办“新和谐村”，实行财产公有、共同劳动、按劳分配、人人平等、民主管理等原则，但因不现实以失败告终。

尽管三人思想各有其体系，但他们对当时人民大众的贫困状态都给予了很大的同情，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都提出了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要求。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虽然不很现实，且反对和否定阶级斗争，但是反映了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迫切愿望，包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

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1818—1883年）、恩格斯（1820—1895年）完成的。他们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四十年代亲身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实践，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科学理论研究，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同时引起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本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指出社会发展必须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中去寻找，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因此得出三个结论：1．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2．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3．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的确立首先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其次，阐明了无产阶级的真正地位和历史使命；第三，指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无产阶级除了进行阶级斗争并把这种斗争转变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

上述两大理论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指出了迈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在1844年最初提出的，此后马克思、恩格斯相继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论文，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1848年2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诞生。

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什么？

近代哲学的发展中希腊人得突出成就较少，活跃的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的哲学家。

近代哲学指

在文艺复兴的后期，对宗教的怀疑和批判声日益频繁，关注现实、运用理性的作品已经开始涌现。近代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反对专制、集权，要求思想的解放，反对控制，要求自由。这种思潮影响了之后几个世纪，一般近代哲学的划分到黑格尔或19世纪上半叶为止。

这个时期的哲学可以以伊拉斯谟是中世纪尼德兰（今荷兰和比利时）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伊拉斯谟是一个用“纯正”拉丁语写作的古典学者。、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重要人物，尤其是他所写下的《君主论》、培根英国散文作家、法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是古典经验论的始祖。、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及哲学家等人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取代传统的经院哲学为最早的开端。

17世纪哲学要求人们基于理性、怀疑、逻辑、公理之上进行哲学的重建，这些理念在笛卡尔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帕斯卡、霍布斯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反映。人们开始将宗教信仰融合到各自的哲学体系之中，通过融合物质观点的二元论，来迎接无神论和其它信仰的挑战，贝克莱和斯宾诺莎则从不同方面扩展了神是唯一本质的一元论。

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的启蒙时代诞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如洛克、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孟德斯鸠等为代表的政治哲学，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等各种思潮流行开来，最后到康德画上启蒙运动的句号。

通过笛卡尔对知识如何可能的追问，认识论从17世纪开始一直是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发展出以英国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唯理主义两条不同的路线。康德对休谟怀疑主义的批判发展出之后由费希特、谢林所发展，归结于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

如何看待近代哲学唯理论与经验论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儿童入学，首先教他们读「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是新儒家哲学最重要的课本。有时候，儿童刚刚开始识字，就读一种课本，名叫《三字经》，每句三个宇，偶句押韵，朗诵起来便于记忆。这本书实际上是个识字课本，就是它，开头两句也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西方人看到儒家思想渗透中国人的生活，就觉得儒家是宗教。可是实事求是地说，儒家并不比柏拉图或亚力士多德的学说更像宗教。「四书」诚然曾经是中国人的「圣经」，但是「四书」里没有创世纪，也没有讲天堂、地狱。

当然，哲学、宗教都是多义的名词。对于不同的人，哲学、宗教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人们谈到哲学或宗教时，心中所想的与之相关的观念，可能大不相同。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每一个人，只要他没有死，他都在人生中。但是对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并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就更少。哲学家必须进行哲学化；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于人生反思地思想，然后有系统地表达他的思想。

这种思想，所以谓之反思的，因为它以人生为对象。人生论，宇宙论，知识论都是从这个类型的思想产生的。宇宙论的产生，是因为宇宙是人生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知识论的出现，是因为思想本身就是知识。照西方某些哲学家所说，为了思想，我们必须首先明了我们能够思想什么；这就是说，在我们对人生开始思想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思想我们的思想」。

凡此种种「论」，都是反思的思想的产物。就连人生的概念本身、宇宙的概念本身，知识的概念本身，也都是反思的思想的产物。无论我们是否思人生，是否谈人生，我们都是在人生之中。也无论我们是否思宇宙，是否谈宇宙，我们都是宇宙的一部分。不过哲学家说宇宙，物理学家也说宇宙，他们心中所指的并不相同。哲学家所说的宇宙是一切存在之全，相当于古代中国哲学家惠施所说的「大一」，其定义是「至大无外」。所以每个人、每个事物都应当看作宇宙的部分。当一个人思想宇宙的时候，他是在反思地思想。

当我们思知识或谈知识的时候，这个思、谈的本身就是知识。用亚力士多德的话说，它是「思想思想」；思想思想的思想是反思的思想。哲学家若要坚持在我们思想之前必须首先思想我们的思想，他就在这里陷入邪恶的循环；就好像我们竟有另一种能力可以用它来思想我们的思想！实际上、我们用来思想思想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用来思想的能力，都是同一种能力。如果我们怀疑我们思想人生、宇宙的能力、我们也有同样的理由怀疑我们思想思想的能力。

宗教也和人生有关系。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事实上，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

这样来规定宗教一词的含义，实际上与普通的用法并无不同，若照这种含义来理解，就可以看出，不能认为儒家是宗教。人们习惯于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我们已经看出，儒家不是宗教。至于道家，它是一个哲学的学派；而道教才是宗教，二者有其区别。道家与道教的教义不仅不同，甚至相反。道家教人顺乎自然，而道教教人反乎自然。举例来说，照老子、庄子讲，生而有死是自然过程，人应当平静地顺着这个自然过程。但是道教的主要教义则是如何避免死亡的原理和方术，显然是反乎自然而行的。道教有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的人，可以从道士的著作中找到许多资料。

作为哲学的佛学与作为宗教的佛教，也有区别。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佛学比对佛教感兴趣得多。中国的丧祭，和尚和道士一齐参加，这是很常见的。中国人即使信奉宗教，也是有哲学意味的。

现在许多西方人都知道，与别国人相比，中国人一向是最不关心宗教的。例如德克·布德教授（Derk Bodde）有篇文章，《中国文化形成中的主导观念》4 ，其中说：「中国人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一类宗教）。……这一切自然标志出中国文化与其他主要文化的大多数，有根本的重要的不同，后者是寺院、僧侣起主导作用的。」

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说法完全正确。但是有人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对于超乎现世的追求，如果不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为什么事实上大多数民族以宗教的观念和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这种追求如果是人类基本欲望之一，为什么中国人竟是一个例外？若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不是宗教，这是否意昧着中国人对于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毫无觉解？

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可以叫做「超道德的」价值。爱人，是道德价值；爱上帝，是超道德价值。有人会倾向于把超道德价值叫做宗教价值。但是依我看来，这种价值并不限于宗教，除非此处宗教的含义与前面所说的不同。例如，爱上帝，在基督教里是宗教价值，但是在斯宾诺莎哲学里就不是宗教价值，因为斯宾诺莎所说的上帝实际上是宇宙。严格地讲，基督教的爱上帝，实际上不是超道德的。这是因为，基督教的上帝有人格，从而人爱上帝可以与子爱父相比，后者是道德价值。所以，说基督教的爱上帝是超道德价值，是很成问题的。它是准超道德价值。而斯宾诺莎哲学里的爱上帝才是真超道德价值。

对以上的问题，我要回答说，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

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第四十八章）这种损益的不同暂且不论，《老子》这个说法我也不完全同意。现在引用它，只是要表明，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

哲学的功用，尤其是形上学的功用，不是增加积极的知识，这个看法，当代西方哲学的维也纳学派也作了发挥，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为了不同的目的。我不同意这个学派所说的：哲学的功用只是弄清观念；形上学的性质只是概念的诗。不仅如此，从他们的辩论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哲学，尤其是形上学，若是试图给予实际的信息，就会变成废话。

宗教倒是给予实际的信息。不过宗教给予的信息，与科学给予的信息，不相调和。所以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向来有冲突。科学前进一步，宗教就后退一步；在科学进展的面前，宗教的权威降低了。维护传统的人们为此事悲伤，为变得不信宗教的人们惋惜，认为他们已经堕落。如果除了宗教，别无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的确应当惋惜他们。放弃了宗教的人，若没有代替宗教的东西，也就丧失了更高的价值。他们只好把自己限于尘世事务，而与精神事务绝缘。不过幸好除了宗教还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一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因为在哲学里，为了熟悉更高的价值，无需采取祈祷、礼拜之类的迂回的道路。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正是宗教的洪福。

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精神

以上是对哲学的性质和功用的一般性讨论。以下就专讲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历史中有个主流，可以叫做中国哲学的精神。为了了解这个精神，必须首先弄清楚绝大多数中国哲学家试图解决的问题。

有各种的人。对于每一种人，都有那一种人所可能有的最高的成就。例如从事于实际政治的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大政治家。从事于艺术的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大艺术家。人员有各种，但各种的人都是人。专就一个人是人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么呢？照中国哲学家们说，那就是成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同一。问题就在于，人如欲得到这个同一，是不是必须离开社会，或甚至必须否定「生」？

照某些哲学家说，这是必须的。佛家就说，生就是人生的苦痛的根源。柏拉图也说，肉体是灵魂的监狱。有些道家的人「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疴溃痈。」这都是以为，欲得到最高的成就，必须脱离尘罗世网，必须脱离社会，甚至脱离「生」。只有这样，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解脱。这种哲学，即普通所谓「出世的哲学」。

另有一种哲学，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这种哲学只讲道德价值，不会讲或不愿讲超道德价值。这种哲学，即普通所谓「入世的哲学」。从入世的哲学的观点看，出世的哲学是太理想主义的，无实用的，消极的。从出世的哲学的观点看，入世的哲学太现实主义了，太肤浅了。它也许是积极的，但是就像走错了路的人的快跑：越跑得快，越错得很。

有许多人说，中国哲学是入世的哲学。很难说这些人说的完全对了，或完全错了。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不能说这些人说错了，因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无论哪一家思想，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讲政治，说道德。在表面上，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孔子有个学生问死的意义，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照字面讲这句话是说，圣人是社会中的道德完全的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也是入世的。中国哲学中所谓圣人，与佛教中所谓佛，以及耶教中所谓圣者，是不在一个范畴中的。从表面上看，儒家所谓圣人似乎尤其是如此。在古代，孔子以及儒家的人，被道家的人大加嘲笑，原因就在此。

不过这只是从表面上看而已，中国哲学不是可以如此简单地了解的。专就中国哲学中主要传统说，我们若了解它，我们不能说它是入世的，固然也不能说它是出世的。它既入世而又出世。有位哲学家讲到宋代的新儒家，这样地描写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正是中国哲学要努力做到的。有了这种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

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这并不是说，这些反命题都被取消了。它们还在那里，但是已经被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合命题的整体。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问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中国哲学以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这个统一，就是圣人。他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圣人的精神成就，相当于佛教的佛、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但是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问世务的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圣人不一定有机会成为实际政治的领袖。就实际的政治说，他大概一定是没有机会的。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的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说可以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至于实际上他有机会为王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亦是无关宏旨的。

照中国的传统，圣人的人格既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这种人格。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

这个说法很像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王」。照柏拉图所说，在理想国中，哲学家应当为王，或者王应当是哲学家；一个人为了成为哲学家，必须经过长期的哲学训练，使他的心灵能够由变化的事物世界「转」入永恒的理世界。柏拉图说的，和中国哲学家说的，都是认为哲学的任务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但是照柏拉图所说，哲学家一旦为王，这是违反他的意志的，换言之，这是被迫的，他为此作出了重大栖牲。古代道家的人也是这样说的。据说有个圣人，被某国人请求为王，他逃到一个山洞里躲起来。某国人找到这个洞、用烟把他薰出来，强迫他担任这个苦差事（见《吕氏春秋·贵生》）。这是柏拉图和古代道家的人相似的一点，也显示出道家哲学的出世品格。到了公元三世纪，新道家郭象，遵循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修正了这一点。

儒家认为，处理日常的人伦世务，不是圣人分外的事。处理世务，正是他的人格完全发展的实质所在。他不仅作为社会的公民，而且作为「宇宙的公民」，即孟子所说的「天民」，来执行这个任务。他一定要自觉他是宇宙的公民，否则他的行为就不会有超道德的价值。他若当真有机会为王。他也会乐于为人民服务，既作为社会的公民，又作为宇宙的公民，履行职责。

由于哲学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必定与政治思想不能分开。尽管中国哲学各家不同，各家哲学无不同时提出了它的政治思想。这不是说，各家哲学中没有形上学，没有伦理学，没有逻辑学。这只是说，所有这些哲学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政治思想联系着，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既代表他的整个哲学，同时又是他的政治思想。

举例来说，名家以沉溺于「白马非马」之辩而闻名，似乎与政治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名家领袖公孙龙「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公孙龙子·迹府》）。我们常常看到，今天世界上每个政治家都说他的国家如何希望和平，但是实际上，他讲和平的时候往往就在准备战争。在这里，也就存在着名实关系不正的问题。公孙龙以为，这种不正关系必须纠正。这确实是「化天下」的第一步。

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它不单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是比这严肃得多的东西。正如我的同事金岳霖教授在一篇未刊的手稿中指出的：「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要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连续地、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显然这个修养过程不能中断，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复萌，丧失他的宇宙。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摸索着，在实践上他永远行动着，或尝试着行动。这些都不能分开，所以在他身上存在着哲学家的合命题，这正是合命题一词的本义。他像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不是用于打官腔的。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关在书房里，坐在靠椅中，处于人生之外。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

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初学中国哲学的西方学生经常遇到两个困难。一个当然是语言障碍；另一个是中国哲学家表达他们的思想的特殊方式。我先讲后一个困难。

人们开始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联系。打开《论语》，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廖廖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打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约有五千字，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他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没有内部联系吧。如果当真如此，那还有什么中国哲学。因为没有联系的思想是不值得名为哲学的。

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所以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或写给学生、朋友的信。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所以它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以上所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联系：还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简短。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但是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这是很明显的。但是，甚至在上面提到的孟子、荀子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

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庄子》的《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与忘言之人言，是不言之言。《庄子》中谈到两位圣人相见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田子方》）。照道家说，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来自寻烦恼呢？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公元三、四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新道家」，史称玄学。那时候有部书名叫《世说新语》，记载汉晋以来名士们的佳话和韵事。说的话大都很简短，有的只有几个字。这部书《文学》篇说，有位大官向一个哲学家（这位大官本人也是哲学家）问老、庄与孔子的异同。哲学家回答说：「将无同？」意思是：莫不是同吗？大官非常喜欢这个回答，马上任命这个哲学家为他的秘书，当时称为「掾」，由于这个回答只有三个字，世称「三语掾」。他不能说老、庄与孔子毫不相同，也不能说他们一切相同。所以他以问为答，的确是很妙的回答。《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它们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暗示才耐人寻味。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五万字甚至五十万字的新书。不管写得多么好，它也不过是一部新书。它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它永远不能取代原书。

我已经提到过郭象，他是《庄子》的大注释家之一。他的注，本身就是道家文献的经典。他把《庄子》的比喻、隐喻变成推理和论证，把《庄子》诗的语言翻成他自己的散文语言。他的文章比庄子的文章明晰多了。但是，庄子原文的暗示，郭象注的明晰，二者之中，哪个好些？人们仍然会这样问。后来有一位禅宗和尚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二）。

语言障碍

一个人若不能读哲学著作原文，要想对它们完全理解、充分欣赏，是很困难的，对于一切哲学著作来说都是如此。这是由于语言的障碍。加以中国哲学著作富于暗示的特点，使语言障碍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作富于暗示之处，简直是无法翻译的。只读译文的人，就丢掉了它的暗示，这就意味着丢掉了许多。

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比方说，有人翻译一句《老子》，他就是对此句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解释。但是这句译文只能传达一个意思，而在实际上，除了译者传达的这个意思，原文还可能含有许多别的意思。原文是富于暗示的，而译文则不是，也不可能是。所以译文把原文固有的丰富内容丢掉了许多。《老子》、《论语》现在已经有多种译本。每个译者都觉得别人的翻译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无论译得多好，译本也一定比原本贫乏。需要把一切译本，包括已经译出的和其他尚未译出的，都结合起来，才能把《老子》、《论语》原本的丰富内容显示出来。

公元五世纪的鸠摩罗什，是把佛经译为汉文的最大翻译家之一，他说，翻译工作恰如嚼饭喂人。一个人若不能自己嚼饭，就只好吃别人嚼过的饭。不过经过这么一嚼，饭的滋味、香味肯定比原来乏味多了。

培根是"经验论"的创始人，笛卡尔是"唯理论"的创始人，他们通常被看作是近代哲学的开端，不过实际上培根的思想更多地具有过渡性的特征，笛卡尔的思想才真正代表着近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从地域上看，经验论主要集中在英国，唯理论主要集中在欧洲大陆. 两论之争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两论对知识的来源和确实性的不同回答。经验论以“凡在理智中的没有不先在感觉中”的原则为前提，认为一切真知必然起源于感觉经验，没有感觉就没有认识，感觉经验是唯一可靠的来源。唯理论则把理性直觉和理性演绎看作真理性认识的来源，认为“离开精神直觉或演绎，就不能获得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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